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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i离开哈尔滨的那天，风是向北边吹的。我逆风而行。我看见黄历上写着：“大利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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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乐乎
alibi 林wrote:
而人文关怀的缺乏，应该靠法制和道德来改善，和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呵呵。
Oct. 4
alibi 林wrote:
呵呵。金融是服务行业，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不像工业来得那样直接。蛋是，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
Oct. 4
Lynn Leawrote:
但是金融只是一群有钱人玩的游戏，它并不能给经济和文化带来实质上的推动和突破！缺少人文关怀的社会人都奔钱去了！
Sept. 29
alibi 林wrote:
呵呵，因为最近整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波动都很剧烈啊。下次不说股票了，最近炒汇率。
Sept. 28
Lynn Leawrote:
路过...怎么最近都在说股票呀~
Sep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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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3 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注：最近搜狐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的有些观点值得读一读。
──答《精品阅读》编辑部
老愚：您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道德状况？ 易中天：我哪有这资格？评价没有，感觉有一点。 老愚：什么感觉？ 易中天：成问题，没办法，不甘心。贪官前腐后继，企业坑蒙拐骗，高校抄袭成风，球场弄虚作假。从官方到民间，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完全干干净净，一点事没有？ 老愚：是否可以用“无道德”来概括？ 易中天：言重了！不可能“无道德”，道德永远存在。就连黑社会，也讲“道德”，比如“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他收了你五十万，肯定得拎一颗人头回来。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当然要打引号。又比如“哥们义气”，也是。不讲这个，在黑社会也混不下去。说到底，黑社会不是“不讲道德”，是“不讲王法”。 老愚：那您怎样描述？ 易中天：沙尘暴。我认为当下中国的道德状况，可称为“沙尘暴频发”，就是老有骇人听闻的“缺德事”发生。比如三鹿奶粉，比如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等。但我们不能说，全中国都变成“道德沙漠”了。我们也不能说，那么多的善举善行，比如志愿者，比如地震捐款，都是“沙漠绿洲”吧？ 老愚：为什么公众会有“沙漠化”的感觉呢？ 易中天：因为“道德沙尘暴”太凶了！动不动，就出人命。更让人忧虑的，是止不住。比如酒后驾车，成都那边刚判了个孙伟铭，南京这边又出了个张明宝，连撞九人，五死四伤。公众就会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老愚：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吧？ 易中天：不，政府最好不作为。在道德问题上，政府不要管，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政府管道德，对公民和政府都会造成伤害。 老愚：这话怎么讲？ 易中天：政府管道德，无非担任两个角色，一是倡导者，二是仲裁者。当仲裁者，对公民不利。因为政府手中有公权力呀，权力还很大。这就很容易把道德裁判变成“法外施刑”，把有道德污点的人变成“过街老鼠”。当倡导者，则对政府不利。因为这会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他们甚至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否则就不好意思当倡导者。结果是什么呢？是一旦出现贪腐，则政府威望尽失。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可以做到绝无贪腐。再说了，你也不可能只倡导不仲裁吧？ 老愚：政府不该“以德治国”吗？ 易中天：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是什么？满朝伪君子，遍地真小人。王朝末年，更是如此。事实证明，用官方倡导、灌输、裁判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老愚：用宗教行不行？ 易中天：学术界确实有一部分人提出来，说要有信仰，甚至主张建立国教。比方说，将儒学变为儒教，再把儒教定为国教，认为这可以解决道德问题。因为在西方社会，道德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来完成的。可惜这同样行不通。第一，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感的，不然早创造出来了。三千年都没有，这会儿你造一个出来，不客气的说，弄不好就是邪教。其次，儒学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儒学的主张，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是“人本主义”，不是“神本主义”，怎么可能变成宗教？第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是不能建立国教的。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不得建立国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这就包括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也包括如果信教，信哪个教的自由。把儒学定为国教，是违宪的。 老愚：这么说，真的没办法了？ 易中天：办法是有的，只不过说来话长，还得从长计议。 老愚：还是不甘心？ 易中天：当然！我们有三千年的文明史啊！我们是道德感极强的“礼仪之邦”啊！这会儿居然刮起“道德沙尘暴”来，谁甘心啊！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担忧而不绝望。绝望，这个民族就完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改造国民性。 老愚：有人说，只有人类共同的弱点，没什么中国人特有的“国民劣根性”。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殖民主义者的臆造。你怎么看？ 易中天：这个问题，要看怎么讲。作为学术问题，自然可以讨论。比方说，世界各民族，是不是都只有人类共性，没有民族个性？如果有，就不能说只有人类共同弱点了。再比方说，什么叫“劣根性”？是不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如果是，那就谁都没有。所有的缺点和毛病，都是后天的，也都是可以改变的嘛！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叫不叫“国民劣根性”，而在于是否承认我们的国民性有问题。 老愚：您认为有问题吗？ 易中天：当然！没问题，就不会出问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道德沙尘暴”，恰恰源于积重难返的“国民性问题”。比方说，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哥们，错了也是对的。规矩啦，原则啦，法律啦，都可以不讲，直接走后门。总之，只要是“自己人”，什么都好商量。所以，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只有“二人之德”。也就是说，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讲道德。其他地方，就不讲。这样一种道德，显然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是道德。如果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很可能变成“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方说，传销。这难道不是国民性问题？ 老愚：但是有人认为不能谈这个。中国人要站起来，必须破除这个消灭民族自信心的魔咒，你怎么看？ 易中天：真正的自信心，是可以被摧毁的吗？如果可以，那他并不自信。如果自信，那就不能摧毁。要让一个人没有自信，只能在他还没有建立起自信心的时候，比如小孩子。可是，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还是小孩子吗？ January 23 新左派和新右派最近读文章总是想分析文章背后透露出来的是新左派的思潮还是新右派的观点，特转一篇2001年的老文，对新左和新右的分析比较到位。社会的现实情况在这文章发表后的几年间，貌似又有新的变化。 常读的作者中，比较明显的新左派是孔庆东，新右派有茅于轼、何三畏。其实地产三剑客对阵任志强，我觉得就是一场新左对新右的论战。顺便说一句，昨天晚上任志强的博客被黑了，今天再看的时候，黑客发的呼吁民生的帖子被删了，不过每篇文章中显示的任志强的头像还有“该杀”的字样。其实无论房价是不是合理，房地产商都应该反省为什么他们的形象如此之不好。 其实改开30年来，中国是右倾的。我觉得今后可能是一种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
以下为转帖。
看中国新左派与新右派"隔着门板较劲" January 16 我只是在探索转自韩寒博客。
最近看到了几条关于上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非常有意义，首先，上海的土方车以几乎平均每天随机压死一个人的效率推进着城市的建设，照这样下去，中国馆就是屁民的鲜血染红的。
其次，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宣布，坚决不让黑势力在上海市立足。这点我是相当放心的，因为上海市的物价那么贵，没有哪个黑社会老大能养得起小弟，上海已经从根本上杜绝了黑社会产生的土壤。 再者，上海市政府又宣布，在必须时候会实施单双号限行等措施。这点是向北京政府学习的。北京市早先在奥运会期间实施单双号，但是北京上牌只要两百元，而且没有道路通行费。在上海市通行的上海牌照的汽车，有三万到四万元不等的牌照费，另外，上海的汽油价格也要比其他省市贵3毛到7毛钱，收了钱不光不办事，还要办了交钱的，你让那些收了钱还要办事的黑社会怎么生存嘛。对了，还有1800元的道路贷款费要交，这就很奇怪了，首付是我们付的，贷款是我们还的，利润全都归你了，最后连摸一下还得定时啊。 虽然这个规定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平时都在乡下，很少进城，但是如果到了那天，真要限行，我觉得大家除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上回家以外，也没有什么办法，政府可以因为道路太堵，所以限制汽车上路，而我们不能因为领导太蠢，而限制他们上班。
另外，有很多的朋友问我关于谷歌要退出中国有什么感想。在谷歌图书馆扫描中国作家作品一事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GOOGLE未经你的同意，扫描了你的书放在网上供人免费看，说大不了赔你60美金完事，问我怎么看。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干了，那就能解释为什么他的中国市场份额做不到第一了。回到家一上网我才弄明白，原来只是扫描了我的书一个目录而已。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市场份额做不到第一了，搞他的人太多了。其实，无论谷歌是真退出假退出，我都表示非常的理解，我唯独不能理解的是，有个网站的调查，有7成的网民表示，不支持谷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对审查结果不设置屏蔽审查的要求。在看一些政府官网的投票结果的时候，你经常觉得自己为什么永远是在民意的对立面上，看久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个90后，怎么从来都是非主流。其实这些网站才是急需屏蔽的。我能够容忍把黑的说成是灰的，把白的说成是米的，但决不容忍颠倒黑白。 谷歌如果离开中国，最扼腕痛惜的应该是一些作家，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作家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进步的力量，他们从来不关系言论的限制，就算文化部门把中国汉字中的一大半都屏蔽了，他们也有本事在剩下的汉字里接着歌功颂德，他们痛心的是，早知道你要跑，当时就收下你那60美元了，我相信这应该会是大部分中国作家在电子版权上的第一笔收入。不就是想多要40嘛。
最后，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以后手机上转发黄段子或者黄色信息将停止该手机短信功能，必须到公安局写下保证书才能开通短信功能。政府就是这样，他永远给你一个动词和名词，然后永远不解释这个名词，比如说，不能反革命，但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是反革命，不能犯流氓罪，但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是流氓罪，这次是不能发黄段子，但是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是黄段子。我本将心照政府，奈何政府没标准，导致了有些朋友莫名其妙就触到了雷区，甚至有些五毛党都经常陷于拍个马屁结果审核没通过的尴尬。我的提议是，对于雷区，就应该写清楚，这一片是雷区，你进去了就后果自负，你不光没有明确标明，反而时不时人行道上埋个雷，炸了算谁的呢？鉴于快到新年，为了避免广大网友在转发各种短信的时候不幸被停机，导致年初一进派出所写保证书的悲剧发生，我决定牺牲自己，在这几天里，源源不断的转发各种黄段子，直到我的手机被停机了，我再上来转告大家，到底什么叫做黄段子或者黄色信息。所以，最近接收到我的黄色段子或者色情短信的朋友们，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发春也不是要调情，我只是在探索。 January 12 201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论坛”纪要2010年1月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2010年中国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世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卢锋、黄益平教授以及布鲁金斯-清华中心主任肖耿教授、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博士就中国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以下是这次论坛的主要内容。 林毅夫： 林毅夫首先谈到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改革的成本。在过去30年间，中国不仅保持着GDP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保持着社会的稳定，这与许多转型国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发展战略能够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在改革之前，中国采取的是支持重工业发展的发展战略，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扭曲的机制来保护重工业产业。只到改革伊始，大部分改革的建议都是立即取消这些扭曲，但是如果这些扭曲得到纠正，那么重工业企业就会由于缺乏竞争而倒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渐进的改革方法被逐渐采纳，中国开始逐步的放开市场，取消限制，允许私有部门进入经济，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私有部门主要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部门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所获得的成功也为其它部门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取得动态经济增长，同时又保持着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谈到改革的成本，林毅夫指出，内部和外部的失衡是改革的负面结果，也是中国当前承担的成本，其中内部失衡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外部失衡表现在外贸盈余的增加。林毅夫认为外部失衡是由内部失衡所造成的，而内部失衡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影响社会的长久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倾向很低，因此，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提高中国的消费倾向，这也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但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导致了中国总体消费倾向很低，而总体储蓄倾向很高，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增加，那么投资必然会增加，也正是因为国内总体消费倾向很低，导致了中国必须依靠全球市场来分配其产品，这就使得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既然内部失衡是失衡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导致内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呢？林毅夫认为一些部门改革的落后是其症结所在。首先，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中国的金融部门由四大国有银行占主导，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大银行倾向于给大企业贷款，小银行倾向于给小企业贷款，因此在中国，大企业容易得到金融支持，中小企业难以从大银行中得到足够的信贷，这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造成了两点影响，第一，由于中小企业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损害，从而减少了就业的机会，在中国，工资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工资降低，收入自然就会减少；第二，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更加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资本服务。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改革也落后于经济改革。改革前，中国为了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会扭曲投入品的价格，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之一，其价格也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为关键的是，至今，除了在1979年后，私有部门逐渐的被允许进入自然资源部门之外，大部分的扭曲并没有得到纠正，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有很大的差距，而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的群体就会从中受益，中国收入差距因此又会被扩大，这种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消费和储蓄的不平衡，进而又影响到了外部的不平衡。 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纠正金融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的扭曲是很重要的，这些扭曲的纠正会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其比较优势，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储蓄消费的不平衡，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中国的外部失衡，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就有希望在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秦晓： 秦晓谈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关键词：恢复、重新平衡和改革。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十分明显的V型恢复的过程。秦晓认为，一般而言，中国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投资数据而低估了消费数据，但是从季度的增长率、家庭消费、企业盈利、CPI、PPI和资产价格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已经从经济低谷恢复了过来。这种恢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即使中国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其恢复过程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本，那就是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有点过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通胀压力，家庭部门的消费还是不足；其次，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存在着泡沫，这使得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后危机时代，秦晓认为政策将会出现转变。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中国政府增加了信贷，但是大多数信贷都投入了交通部门，比如铁路建设、公路建设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两年，货币增长率和信贷增长率会逐渐减少，而2010年的信贷增长目标已定为18%。信贷增长将会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恢复、重新平衡和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当谈及重新平衡问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应当被关注，两个国家都应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具体到中国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从供给面而言，产能过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中国有超过10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急需调整，这也将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需求面而言，经济的重新平衡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第二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目前，国家更多的资源被分配给企业，而不是劳动者，这使得收入分配更加的不均；而且，由于当地政府的主要目标依然是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这个目标将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发展服务业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力收入的途径之一。第三个问题是土地流转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继续，更多农村的土地会被转化为城市土地，处理好农村土地征收和转让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第四个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形式的单一。目前，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资产收入在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十分小，这使得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不能分享到国有企业所产生的巨额利润。 秦晓谈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改革。在过去30年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市化和私有化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最近这几年，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了改革的压力，在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比维持现状具有更大的成本。但是，在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后，不进行改革而维持现状的代价开始出现，重新开启改革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并不表明中国发展模型是最好的，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会有所不同，因此，当中国重启改革进程时，改革的措施应当是更加系统更加全面。 此外，秦晓还指出改革议程中的三个关键点。第一，政府应当转变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应当从政府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所需要政府做的仅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品。第二，放开要素价格，比如土地、劳动力、能源、自然资源和资本。对于前四种要素，逐渐的使价格自由化是解决的办法，否则长期以往，要素价格将会严重扭曲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资本价格，秦晓认为，当前资本账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机制。其实早在2005年，外汇机制就出现了一些改革，比如B.B.C.（Band, Basket, and Crawling），即允许汇率在一定幅度内，盯住一篮子货币爬行。但是，即使最后人民币升值了7%，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篮子货币，最后外汇机制又从B.B.C.转变到固定汇率制。因此，中国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给定一个真实的浮动区间，引入市场因素使得真实汇率能够被发现，资本价格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第三，国有企业让利于民。国有企业应当是由整个国民所共同所有，而不是仅仅由政府所有，目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上缴给政府，这一点是与国有企业宗旨相违背，中国国民应当从国有企业获得收益，秦晓认为将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民中来有两个办法，第一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中央银行和相关的基金，第二是是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之中。
第二场的上半部分由巫和懋老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他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向观众介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观察项目，简称CEO；然后，卢锋教授在一个长期的视角下比较中国与美国经济。CEO项目始于2005年，在林毅夫教授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决心组织季度的经济研讨会，邀请中国经济最顶尖的研究者前往发表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姚洋教授、肖耿教授、黄益平教授都是CEO的重要参与者。下一场CEO会议将在下个月的下旬举办。除此以外，CEO项目还按季度发布朗润预测（包括8个宏观经济指标），并且在每一期的CEO会议和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简称）的官方网站上公布。第三季度的朗润预测的结果恰好与中国官方公布的预测数字一致。在CCER团队赴美以前，卢锋教授特意向CEO参与者搜集数据，结果表明，中国经济2010年的增长率将在10%左右。接下来，卢锋教授在一个更为长期的视角讨论中美经济比较。众所周知，高盛集团曾经公布一项著名的“金砖四国”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卢锋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在2025年以前就完成这项任务，远远提前于高盛的预测。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比美国高12.2%和8.7%。如果允许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国经济向美国的收敛率（Convergent Rate）将在16%左右。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的总量是5万亿美元，差不多是美国的35.6%；也即是说，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8倍。因此，如果中国经济保持16%的收敛率，未来十年的经济总量将翻两番。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只需要7年时间。但是，这样的高收敛率很难真正维持，假定考虑一个更为现实的收敛率，10%，那么中国经济将在2021~2022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在人均意义上，中国经济仍然很贫困。卢锋教授赞同林毅夫教授和秦晓博士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论述，但是他希望重点强调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这对于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可能并不需要或者缺少内需，数据显示，中国的总需求在2003~2008年期间是非常强劲的。中国不需要大量的贸易盈余来维持外贸增长，浮动汇率制度是可行的。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他的主要演讲内容是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危机后迅速反弹，归功于中国稳健的企业融资和开放的宏观政策。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更高的开放程度带来效率提高，同时也带来更具波动性和影响力的资本内流。现有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资本流入在2008~2009年期间迅速下降，而中国的基础货币在2008年9月~2009年9月短短12个月内下降40%。但是，这一切都在雷曼兄弟倒闭以后发生变化，货币供给开始迅速增加。这并不是因为中央银行增发基础货币，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加，即货币乘数发生变化，这就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当主要国家的货币在危急时刻都贬值时，中国的人民币却始终保持稳定。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解决资本内流的迅速增加。随着各种迹象表明国际资本再次流入中国，基础货币迅速增加，贸易盈余和长期资本流动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外汇储备激增。尽管资本管制十分严格，短期资本流动仍然无法避免。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吗？王建业的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中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十分巨大而且增长快速，吸引大量的长期资本流入；第二，G3经济体还会继续保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资本流入没有被抑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货币供给再次增加。在他看来，中国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资产泡沫风险远远大于通货膨胀风险。最后，他讨论了中国的金融政策。仅仅维系贷款的增加是不够的，中国应该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和增加FDI，同时增加资本外流也有助于稳定国内金融体系。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至于汇率政策，长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可避免，但是在货币快速膨胀和资本流入不可预测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很难有效地管理汇率，这将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但是，王建业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可持续的。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肖耿第三个发言。肖耿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肖耿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三个事实紧密相关：便宜的排污、便宜的货币和便宜的劳动力。这三项都是高度扭曲、不可持续的因素，也是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本。在100年前，所有国家都处在农业文明中，没有谁会关心污染排放问题。例如，当时中国主要的要素投入是人口，而人口是不需要排污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处在现代文明，也就需要进行排污。最关键的是，排污没有定价！这就使得在中国生产商品非常便宜。此外，现代社会已经远离金本位和银本位时代，创造货币变得非常容易。廉价的货币导致泡沫的产生。泡沫不仅资助着消费者的支出，还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过剩的生产力。以上三个因素都在快速改变之中。排污不再是廉价，货币在泡沫的威胁下变得愈加昂贵，工资也在不断上涨。肖耿还谈及汇率问题。他反驳Nick Lardy（就在观众席中）关于汇率导致贸易盈余的观点，在他看来，汇率同时也是价格水平的标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而言，更加如此。如果中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另一种增加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方式就是制造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遗憾的是，这一事实远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许多经济学家反感通货膨胀，然而，工资在全球之间的收敛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坚信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如同在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发生的那样，作为新兴国家，我们就不得不容忍通货膨胀环境。肖耿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时候，5%的通货膨胀率并不算什么。进一步，如果我们容忍通货膨胀率，央行又应该怎样设置利率呢？如果名义利率很低，那么实际利率就是负的，泡沫的产生也不足为奇，正如中国股票市场在2007年和2008年所发生的那样。假定中国政府提高利率使之与通货膨胀率相容，实际利率为正，那么中国的资本流入会进一步增加。资本内流并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如果资本流入能够转变为具有效率和高生产率的投资，资本的流入是一件好事。许多人指责中国的高储蓄率，但是高储蓄率意味着未来的消费。储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国未来将会消费什么？这就带来很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如果世界希望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就应该帮助中国解决投资效率问题，这样中国将会在未来消费得更多。所以，肖耿认为中国应该提高利率，避免储蓄者的损失。这样思考问题，可以避免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到汇率上面，后者只会导致保护主义的盛行。
第二场的下半部分介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持人Stephen A. Orlins。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首先发言。姚洋教授感谢中美经济委员会的认真工作。前面的发言人都在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不可持续性，他希望能够给观众们讲一个不同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故事。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下个十年甚至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存在问题吗？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过剩的外贸盈余。消费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们的福利提高缓慢，经济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外贸盈余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没有完全被用于投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是如此之高，为何反而选择投资海外债券呢？要知道，美国的国库券年收益率仅在2%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在浪费自己的钱。就储蓄本身而言，中国还不如印度。许多人都指责中国操作汇率制造贸易盈余，但事实上，许多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也存在大量贸易盈余。自2002年起，人民币升值20%左右，然而外贸英语不降反增加30%。姚洋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出口的比较优势，这是由长期因素决定。（1）企业的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少有的、在改革以前就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2）人力资本。中国的识字率在90%左右，大部分文盲都是老年人。相较之下，印度的文盲率达到40%；（3）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之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工资率在长期保持低水平。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解释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根据卢锋教授的研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现在一个工人的生产率是三十年前的8倍，劳动率平均年增长率是14%。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7%，与工资率之间有7%的差距。这一差距就形成资本回报率的核心。卢锋的研究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在1990年代的资本回报率高的惊人，政府的收入也高速积累。就储蓄而言，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从1990年代的22%降到2000年的15%。2000年以后，大部分的储蓄增长率来自企业部门，中国的家庭并没有太多储蓄。总结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整合的经济中，如果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市场，那么我们并不会担心盈余和赤字问题，失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市场，劳动分工与比较优势决定一切。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型还将继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的利用中国的储蓄，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成为解决问题之关键。
黄益平最后发言。他的演讲重点也是中国经济失衡和可持续性问题。他首先对人民银行在两周前的政策作出评论。在他看来，政策传递两点信息：（1）中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将继续；（2）中国将选择性的进行宏观金融管理，包括银行信贷、政府财政以及股票市场发行。中国政府将继续扶持那些具有创新性、高附加值和低能耗的产业，限制那些缺乏技术含量、容易造成污染或者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去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今年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出现转向。问题是，即便实施这些政策，我们的目标能够实现吗？答案是：不知道。如果看看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很熟悉。当本届政府刚上台时，他们相信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维系：过多的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不足，以及投资的低效率、污染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都是中国经济的现存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愈加恶化的现状。政策没有起到效果。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要么政策方向错误，要么政策力度不够。黄益平认为，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关键在于力度不够。政府采用的现有措施都过于表面，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只能是激励结构的调整。在过去六十年内，中国实施两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是取消市场经济，实施中央计划体制，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二套是改革开放，重新引入市场机制，取得巨大成功。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配置和产品生产。但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走了一半，或者一大半，远远没有结束。当我们看商品市场的时候，市场自由化基本完成；但是到了要素市场，即便在今天，资源配置仍然是高度扭曲。例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至今为止还存在户籍制度限制、福利体系不公平以及收入差距问题；在资本市场，汇率和债券收益率高度扭曲，中国的资本过于便宜；除此以外，能源排放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补偿。中国之所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在中国进行生产。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能源、廉价资本，世界上还能找到一个更适宜生产的地方吗？与此同时，投资和出口更加强劲，全球失衡问题产生了。随着货币重新流入产业部门，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内下降10%。如果消费与GDP的增长不协调，我们如何寄希望中国的消费增长能够同步发展？黄益平教授的结论是，全球失衡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现象。政府对产业结构的管理是正确而且有用的，但是远远不够，激励体系的改革以及要素市场自由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January 07 谁是袁崇焕元月的这几天，看到有两个人在博客里以袁崇焕自况，一个是时寒冰，一个是任志强。 反差之强烈，还真罕见。 最终谁是袁崇焕，我真说不准。 我听说，一直到乾隆朝解密档案，才让袁崇焕从人人得而食之的败类，成了民族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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